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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报告所指出，在大国战略竞争、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冲击叠加，使得各国对经济安全的重视达到高点。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肆意使用审查、制裁等手段企图遏制他国发展。如何理解我们自身及他国对经济安全真正的关切，并妥善应对一些国家滥用“国家安全”的行为，也是平衡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澎湃新闻（）陆续刊出本报告内容，本文是报告的最后一章、第六章的内容。报告全文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王中美统稿。

　　一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安全。中美大国竞争背景下，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竞争公平问题的指责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安全。维护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制度安全是维护国家战略性经济安全的根本目标。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安全。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3]总体安全观视域下经济安全在考虑粮食和能源供给保障、系统性金融风险预防、外部经济风险冲击等短期安全因素的同时，还需结合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从前瞻性、动态性和长远性角度，研判战略性经济安全问题。

　　二是维护我国产业发展安全之基。随着我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在主要产业领域实现从“追赶”向“并行”阶段的发展转变，新发展阶段，有效的产业阶梯跨越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基础前提。[4]当前我国增长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产业结构竞争力所致。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束，要素投入边际产出递减持续拖累增长。目前中国正面临新一轮产能结构调整期，面临区域和城乡结构调整问题。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诸多发展问题，未来我国可基于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优化产业布局，避免同质化竞争促进产业与区域协同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推动产业持续转型升级，以维系中等以上增速。

　　三是增强社会经济韧性建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任务在于提升应对重大风险冲击的系统抵御能力和经济体系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国需找到超大规模经济体独善其身及与世界的长期共处之道，增强极端对抗风险冲击下国民经济体系的自我生存能力，完善相应软硬设施配套，增强经济体系韧性，提升国民经济系统自我稳定和自我修复能力。应对外部市场冲击，积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重塑以国内统一大市场为核心的新型产业链分工体系，重构国际合作市场空间。共同打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新格局。[5]

　　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为代表的中国“新三样”出海引发美欧广泛争议，美欧发达国家炮制“新三样”产能过剩论，并威胁采取反补贴和惩罚性关税举措。针对当前愈演愈烈的新产能过剩论，我宜未雨绸缪，从结构和根源性问题着手，从“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出发，优化对外投资布局，致力于构建中国与发达国家中长期贸易平衡的产业基础。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虽远超美日德之和，占全球市场近三分之一。但多集中于中低附加值行业，在高新产业领域位于价值链中下游。且外部碎片化市场短期内仍难以实现对中国市场的集中和统一替代。国际产能合作将推动国内优势企业出海，实现产业与产能转移，提升中企内部实力及韧性，获取更为丰富的经济效益。

　　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下，受市场规模、产业和技术局限，发展中国家及部分体量较小的发达国家短期内难以建立完整工业化基础，特别是技术集成中间产品，需从外部市场进口，由制造业强国补链。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产能合作将更多国家纳入区域产业价值链中，融入新兴经济协作体系。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促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打破贸易壁垒，促进全球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推动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在风电、太阳能、水电、核电、火电节能机组和特高压输变电等新能源产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6]可与传统燃料生产国如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等国建立大宗商品出通物流体系。完善港口、铁路等物流基础设施，将矿产品、原油等资源运送至主要交通枢纽和货运港口，提升货物流转和交易效率。并通过矿物和能源出口偿还贷款，实现内外利益的深度绑定，形成能源合作、金融合作促进经贸往来的良性循环。同时，在数字经济领域加强与巴西的合作，在高科技行业可与俄罗斯在航空航天、核能、基础数学等基础科学领域形成深度嵌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7]

　　习指出，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8]中长期改革需考虑到“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激活消费经济潜能。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9]有效的收入流动性是解决中国消费增长问题的路径。202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消费经济增速持续下跌，低收入群体因经济前景不明，预防性储蓄意愿增强。人民银行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大量资金从企业“法人”账户进入“富人”储蓄账户，既未能有效用于实体纾困和扩大再生产，也未能形成消费经济的有效刺激,贫富差距扩大持续制约和拖累经济增长。

　　二是重新谋划货币发行机制等领域的重大改革创新。中国房地产市场过速扩张形成的货币创造长期推动M2发行两位数增长。针对货币发行房地产化累积的金融风险问题，建议立足人民币国际化，加强与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合作。通过疏散国内人民币存量，重构国内货币存量流出渠道，重建国内国际人民币市场循环体系，彻底解决过速房地产化货币发行所导致的金融风险累积问题。另从货币发行和居民福利视角思考货币发行方式变革议题。当前中国正出现《21世纪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根本性矛盾问题。[10]资本收益对于实体的利润挤压抬高产业和政府部门负债。在房地产经济“熄火”背景下，新的货币发行方式和可持续的金融秩序形成需考量经济体系循环重建的重大战略布局问题。

　　以新型区域投资和贸易协定构筑稳定生产和贸易空间，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新型全球治理。强化经济空间安全底线思维，推进协约方共同致力于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通过增信释疑和共同承诺缓解因地缘政治引起的安全焦虑。当前，大国竞争博弈加剧正逐渐侵蚀维系世界经济增长所需的市场空间扩张的动力基础，无疑为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了有效市场空间拓展的阻碍。[11]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的“脱钩断链”境遇在西方国家歧视性条款，关键技术及零部件的进口限制加持下风险更甚。

　　开拓国际经贸合作新路径与新途径，寻求外部突破与关键大后方保障。如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进一步扩大路上油气管道建设，降低我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进口高度依赖“两峡一海”的现状。尤其是利用国际市场资源，推动国内能源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加快清洁能源的发展步伐，增强内外市场资源的联动效应，改善关键短板，提升产业链韧性，缓解石油海运安全问题，高度重视能源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以应对外部风险，确保内部经济和社会稳定。构筑金融安全网，利用金砖国家等国际合作机制，加速本币结算与支付系统建设，设立应急外汇储备库等措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和金融主权，助力发展中国家货币稳定，从而加强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流转，为国际金融合作提质升级，降低金融安全风险，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