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资讯

　　美国药物滥用正在撕裂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社区和友谊。近年来，新的药物疗法既带来了康复的新希望，也引发了对药物滥用的担忧。当走出诊所后，这些青少年药物成瘾者的生活将被如何重塑？药物依赖的“治愈”的可能性在哪？美国人类学家托德·迈耶斯（Todd Meyers）在三年时间内追踪了巴尔的摩不同身份背景的青少年接受药物治疗的经历，尝试重新讨论药物依赖，以及这种成瘾的生活经历如何超越了对于药物治疗“成功”和“失败”的二元分类，从而开启关于生命和健康的哲学对话。

　　托德·迈耶斯目前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医学研究的玛乔丽·布朗夫曼讲席教授，在医学院和人类学系教授课程，他的教育背景有些“跨界”，曾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接受人类学和公共卫生科学的训练，并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艺术。他著有《一切都不是她》（All That Was Not Her，2022）、《慢性病纪事》（Chroniques de la maladie chronique，2017）和《诊所在别处：成瘾人类学和药物依赖下的青少年》（The Clinic and Elsewhere: Addiction, Adolescents, and the Afterlife of Therapy，2013）等著作。

　　迈耶斯的研究涵盖社会研究和医学史、临床民族志，他还通过人类学方法研究视觉文化。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消逝 消逝》（Gone Gone，2025）追踪了发生在蒙特利尔的、因致命过量吸毒而产生的悲痛漩涡。他目前正致力于一项长期研究，探讨美国农村的精神疾病和仇恨暴力的医学化，该项目名为“我们之间的罪”（The Sin Between Us）。此外，他还在写一本创伤视觉文化的书，题为《未来创伤的形态》（The Shape of Future Wounds）。

　　托德·迈耶斯：我起初便关注成瘾与青春的交叠。年轻人戒毒的经历尤其复杂，他们被视为极其易受毒品的影响的一群人，而这往往言过其实。通过观察青春期与成瘾的相互作用，我看到了这些话题是如何彼此放大的。但在书中，我想努力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归根到底，他们还是孩子。人们常常认为毒品剥夺了孩子的童年，但书里的这些孩子——无论我们称之为少年、年轻人，还是青少年——归根到底还是孩子……他们成长，他们改变，他们学习，他们犯错——凡此种种，皆是青春的模样。

　　要理解康吉莱姆对我这本书乃至我所有写作的重要性，最好的方式是了解他对个体创造规范的坚持。无论生病还是健康，个体都不断地协调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康吉莱姆的思想深受德国神经精神病学家库尔特·戈尔茨坦（Kurt Goldstein）和美国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的影响，这一点我在与历史学家斯特凡诺斯·杰鲁拉诺斯（Stefanos Geroulanos）共同撰写的书《灾难时代的人体》（The Human Body in the Age of Catastrophe，2018）中也有提及。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康吉莱姆帮我避免将研究对象简单归类到由文化建构出的笼统分类里：“成瘾者”或“病人”，而是更仔细地观察个体如何在这些分类之下日复一日地生活。

　　托德·迈耶斯：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仅对于医学人类学来说如此，对更广泛的医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亦是如此。我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疾痛叙事”的强调使得研究者倾向于将话语视为原始数据，如果有人谈到他们的疾痛体验，就被当作可以直接汇报的事实。但这样做忽略了说话时周围的一切，也假设了言说总是事实的集合。精神分析学家不会同意这种看法。我在研究过程中，试图像关注言语一样关注动作、情绪和沉默。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得对，在疾病中，语言就会枯竭，但不仅仅是对于说话者，对于那些本愿倾听的人来说也是一样。当疾痛、戒断或疼痛的体验无法让聆听者理解，或不符合正确的叙事时，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重要。

　　托德·迈耶斯：你说得对，这正是民族志研究的困难所在，但也是直接与人接触、而不仅仅是问一系列调查问题所能带来的不同。我不仅在诊所里反反复复地花时间与他们相处、交谈，还跟着来到他们的家中和社区，进入他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我在诊所内外与同样的人建立关系，观察他们在这两种环境中的相似与不同，或者在诊所外的各种不同环境中的变化。这事关我将注意力放在哪里。我不仅关注人们说了什么，还关注他们如何说的，他们似乎想回避的是什么，他们有怎样的行为，以及在什么情境下他们改变行动。这大概是作为民族志研究者对自己感受的笃信，并将其记录下来。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取决于作为研究者重点关注哪里。

　　托德·迈耶斯：我非常高兴你问关于弗朗西斯·培根的艺术作品，我可以说上好几个小时。在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他的画作就对我非常重要，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不过我现在看它们的方式已经大不相同了。尽管他的作品满是夸张与怪诞的躯体，如今我看到的却是他试图控制混乱。在书中，培根的《床上人物的三张习作（1972）》为戒毒过程提供了一种视觉语言。这些画作完美地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它们没有替代言说，而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并承载某种特定的体验，倒不是说要取代那样的体验，而是找到与其产生共鸣的某种东西。

　　托德·迈耶斯：我认为你的问题谈到了我为何以及如何试图摆脱对“疾痛叙事”依赖的关键。早在听说民族志之前，我在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弗朗西斯·培根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人体的狂野且近乎恐怖的表现，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肖像画家。那些肖像画，时而俏皮，时而丑陋，他在努力探索如何表现他所了解的人的各个维度。我觉得我的民族志方法与此类似。我的民族志肖像充满了光影、人物与抽象，并尝试将我所见到的人物及周遭世界融入其中，尽管可能并不完整。

　　托德·迈耶斯：弗朗西斯·培根笔下的人物形象狂野而扭曲，但正如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在关于培根作品的精彩著作《感觉的逻辑》中指出的那样，这些人物形象常常在床上、摔跤场中，或是一个盒子的轮廓内。“既狂野又受限”是培根绘画中看似矛盾的特征。但在目睹培根的画作后，会有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一种难以摆脱的印象。也许所有的一切在相遇瞬间就没有了意义，又或者因着这次相遇，所有的事物都映入眼帘。无论如何，那些不切实际、难以名状的感受和印象，依然存在并产生影响。我最近的两本书，《一切都不是她》（All That Was Not Her，2022）讲述了巴尔的摩一位女性长达二十年的生死故事，以及最新的那本《消逝 消逝》（Gone Gone,2025）探讨了吸毒过量致死后的哀伤，试图在人类学研究投下的暗面中，为培根画作所传达的狂野与约束感创造空间。

　　托德·迈耶斯：这是个好的问题，也是研究人员不够关心的问题。首先，我问的是谁的问题？或许我认为找到了自己想问的问题，但很容易变作只是重申戒毒中心或医学上的价值观和重点。机构有其对好坏的一套看法。而我想了解的是这些年轻人自己的想法，而不仅仅是机构对他们的看法。这就是我追踪青少年走出诊所、回到他们家中和社区的主要原因。我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摆脱让我们得以接触研究对象的机构。但对我来说，这样的时间和脆弱性正是一种伦理承诺的表现，就是要站在青少年的世界里，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看待自身。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却是我们都可以做到的事。即使我们认识到成瘾问题，往往是毁掉生活的社会问题与个人问题，我们也可以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谈论毒品使用和毒品依赖，而不再将这种行为绝对化。当我听到其他研究人员使用“瘾君子”这个词时，都不由得眉头一皱。有些人使用毒品，但并不符合毒品依赖或成瘾的标准；也有些人因使用毒品而导致生活分崩离析。但这些人同时也是姐妹、父亲、同事和邻居。他们的身份并不只是被毒品定义。因此，即便是术语上微小但有意义的变化，从“瘾君子”到“毒品使用者”的转换，也能够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那些使用毒品、并有时与毒品抗争的人——这或许也能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